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

2016-10-23 14:21
清代的女性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20世纪有关女性词的研究成果也以清代的女性词研究最为丰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20世纪清代女性词的研究现状作系统的清理,随着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日渐升温,全面总结过去在清代女性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进一步推动新世纪的女性词研究将会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清代女性词的研究,发韧于徐乃昌在上个世纪之交所作的女性词文献整理工作。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宣统元年(1909),前后历经15载,他共辑得闺秀词10集100家,汇编成《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除了沈宜修、叶纨纨、叶小鸾为明末女词人外,其它97位作者皆为清代女词人,从这个角度讲它实际上可视作一部清代女性词的大型丛刻。丛刻的体例固然能将某些名家作品完整的保留下来,但这种体例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它必然要舍弃大量存作不多然词艺甚高的作者,为克服《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在这方面的不足,徐乃昌又花了数年的功夫搜集和整理《汇刻》所不能涵盖的部分,在宣统元年(1909)又编成《闺秀词钞》16卷、补遗1卷、续补遗4卷。民国三年(1914)吴灏以徐氏上述两书为蓝本再编为《历代名媛词选》16卷,其中清代多达331人,为全书入选的3/4,是书之前还有吴氏所撰题辞10首,其中有3首是论述清词的,评述了徐灿、吴藻、顾太清3位著名的闺秀词人,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但它却是首次以论词绝句的形式来评述清代女性词的,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一提。 
   
  1919-1929年,女性词的研究较之清末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但表现为出版有《然脂余韵》(1918)、《玉栖述雅》(1921)、《闺秀词话》(1925)等传统诗话词话,而且还发表了“贺双卿考”(胡适)、“贺双卿”(张寿林)、“关于清代词人顾太清”(储皖峰)和“清代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等现代性学术研究论著,这些传统的或现代的女性词研究论著的刊印昭示着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高潮即将到来。 
   
  首先应该介绍的是况周颐的《玉栖述雅》和雷瑨、雷瑊合编的《闺秀词话》。《玉栖述雅》是况周颐未刊之遗著,写作时间大约在1920一1921年间,直到1940年才由其弟子陈运彰刊印行世。全书论述清代女词人20位,其中著名者有关锳、顾春、席佩兰等,所下评语既有对她们总体风格的评价,也有对某些词句的点评,这些评语不是很多,却有助于后代研究者加深对清代女性词的了解。《闺秀词话》凡4卷,1925年由上海扫叶山房出版,是雷瑨、雷瑊在汲取前代词话论女性词的成果基础上,掺入自己阅读女性词的体会而编撰成的一部女性词话。尽管该书论述对象有从宋到清的女性词人百余人,但重点的论述内容还是清代的女性词,这里讨论的内容有男性作者所写的女性词,更多的还是女性作者所写的女性词,涉及到作者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作品情况及作品评论诸多方面,其中对女性词所作的评语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研究女性词的“闺秀词话”。 
   
  其次应该说明的是,对贺双卿的研究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她的词以凄惋之音出温厚之旨,在清代女性词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期间有张寿林致力于贺双卿作品的整理工作,辑成《雪压轩集》一书,1927年由北文化学社出版,他所撰写的“贺双卿”(《晨报》副刊第五十二期,1926年1月)一文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女性词研究论文,它简要地介绍了贺双卿的生平和创作,分价了《雪压轩词》含蓄蕴藉的审美特点,并在文章最后总结说:“我觉得双卿的词有可以注意的两点:第一,顾颉刚先生说:‘双卿诗词,哝哝絮絮,似小心谈情诉苦,极悲哀。’这几句话确是双卿词的评。在中国的诗词中,很不易找到真情流露的文字,而双卿的词,全是她自个儿深蕴的浓挚的实感,从心底流出的声音,所以没有一首不使我们感动。第二,双卿没有受中国文学的流毒,她不是想传名的文士,更不是虚伪的诗人,她只知道写好自个儿内心所不得不写的情绪,所以她不知道去模仿,更不知道去雕饰。但这样反使她的诗词成功,而且不朽也。”这一评价直接地影响到后代的研究者对贺双卿的认识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开拓。 
   
  第三,在当时盛有影响的三部女性文学史,即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妇女的文学生活》和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以《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在清代女性词研究方面成就最为显赫。该书论及清代女诗人女词人百余家,比较著名的有贺双卿、昊藻、顾春,还有专章专节论述“清代妇女词学之盛”,介绍了常州词派和浙江词派阵营中的女词人,列入常州派的有清初顾贞立、王朗、浦映绿,清中叶庄盘珠、伍兰仪、吕采芝、杨芬若、胡智珠、刘婉怀、徐元瑞等;列入浙江派的有赵我佩、李婉、钱斐钟、孙秀芬、吴苹香、关锳等,在评价各家词时注意其师友交往、社会背景及艺术风格,颇具手眼。如评吴藻云:“其《花帘》一集,嗣响易安,几如有井水处,必歌柳七词矣。”评秋瑾云:“其诗词多慷慨之音,凡欢愉忧愤之情,身世家国之感,一寄之吟咏,思有所寄,援笔直摅。而生平志节,又隐然言表,殆所谓自能发抒其性灵者钦。”评顾春云:“太清诸词,精工巧丽,备极才情,固不仅为满洲词人中之杰出者,即在二百余年文学史上,其词之地位,亦不屈居苹香、秋水下也。”这为推动下一阶段的女性词研究做了铺垫性的工作,1934年谭正璧《女性词话》的出版即是这一时期女性词研究的探化。 
   
  二 
   
  1930-1949年的女性词研究,较之1918-1929年要全面深入,在清代女性词的研究方面有《吴藻词》(谢秋萍)和《女性词话》(谭正璧)两部专著出版及“读闺秀百家词选札记”(杨式昭)、“书顾太清遗事”(启功)、“清代女词人顾太清”(苏雪林)、“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苏雪林)等论文发表,吴藻和顾太清是这一时期女性词研究的热点。 
   
  众所周知,吴藻为清代道光年间一位气质卓越、作风豪迈的女词人,当时文学史及研究著作只要是论清词的必然会论及吴藻的词。如胡云翼《中国词史略》(北新书局,1933年版)论述清词提及的女性词人惟吴藻一人,他说吴藻的词颇受厉鄂的影响,是以温婉之女性风度出之,趣味为之一新。“当时词誉遍大江南北,为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谭正璧《女性词话》对吴藻的词也有精辟的分析,作者认为,吴藻生活在父夫双方为商的家庭环境,“但是她,恰好有天生成的豪迈性格,是不甘牢闭在笼中的鸟儿,一有机会,她便要冲天而去”。她一方面无法挣扎出婚姻的牢笼,另一方面她又是位富有天才的人,工诗词,善弹琴,通音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艺术的创作。“因为丈夫的俗不可耐,于是对于一切男性俱加鄙弃。她想将这个文艺的世界,统治在女性的威权下,使一切男子俱来拜倒。可是这个时代离她很远,迎头痛赶也不是一时三刻所能赶到。于是,她茫然了,更懊丧了,在狂歌当哭百无聊赖之余,画出她的男装小影,写成她的《饮酒离骚》,以寓她的深刻伟大之志。”但当时研究吴藻词成就最高的当推陆萼庭的“《乔影》作者吴藻事辑”和谢秋萍的《吴藻词》,“《乔影》作者吴藻事辑”刊于《文史杂志》6卷2期(1948年),对吴藻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作了钩沉和辑略,实为20世纪的第一部清代女性词人年谱。《吴藻词》为胡云翼主编“词学小丛书”之一种,前有序言“吴藻女士的白活词”(谢秋萍撰),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吴藻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其中对吴藻词创作特点的分析颇有学术价值。谢秋萍说:“吴藻是浙人,而且历居厉鄂之旧馆,其词应该很有‘浙派’的风味。乃事实上她的词完全与‘浙派’的作风不合,没有半点姜、张的风味,反接近苏、辛一派……可是我们之所以要说吴藻接近苏、辛一派,并不是重视豪放这一层,我们是觉得吴藻能够用白话来写真性情。”第一,吴藻词与同样是写真性情的苏辛词的不同在,苏、辛是用活的话语来写壮健的男子的真性情。吴藻则是用活的话语来写一个温柔的女子的真性情。从她遗留下来的300篇词来看,大部分都是表示一个美的女性的作品,至于豪放的词,只是她一时的感慨而发,在她的作品集中不能算主要的部分。第二,基于以上的认识,谢秋萍进一步将吴藻放在清代词坛里考察,认为清代的词,无论浙派与常州派,都是以模拟、雕琢、刻画为能事。“除了纳兰性德,我们只看见吴藻女士,用这样轻巧、活泼、流畅的白话,来抒写自己美丽的心情,自然怪不得她要名噪大江南北了。” 
   
  顾太清的诗词集钞本长期流落民间,直到辛亥革命后,黄陂陈毅才于厂甸觅得钞本《东海渔歌》残卷,几经辗转,得入况周颐之手,但况氏却将这个钞本作了大量的删改,这一删改本在1914年由西泠印社刊出。必须指出的是,况周颐所刊之《东海渔歌》残卷仅存卷一、卷三、卷四,后来朱祖谋又从绍兴诸宗元处得《东海渔歌》钞本之卷二,1933年由龙榆生刊布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王佳寿森将况氏刊本与朱祖谋钞本铅印合刊。但是,《东海渔歌》在日本有完整之钞本,1929年储皖峰曾于《国学月报》二卷十二号发表“关于清代词人顾太清”的论文,介绍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所见内藤炳卿所藏《天游阁集》钞本诗词集,首次披露了《东海渔歌》凡六卷的重要消息,至此《东海渔歌》的实际情况始大白于天下。太清词的研究发端于况周颐的“东海渔歌序”(撰于1915年),况氏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太清词的创作特色:第一,它不染宋以后之积习,取法于宋人周邦彦、姜夔,所谓“太清词得力于周清真,旁参白石之清隽。深稳沉着,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第二,是与太清取法宋人相联系,它的词之妙在其体格而不在字句。“太清词,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当以全体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阙为论定,一声一字之工拙,此等词无人能知,无人能爱,夫以绝代佳人而能填无人能爱之词,是亦奇矣。”在30年代,著名学者苏雪林于1930年、1931年先后撰写了“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3、4期)、“清代女词人顾太清”(《妇女杂志》17卷7号)的论文,前者在批驳流行于学界的丁香花案,后者侧重介绍顾太清的生平,也谈到太清词的两个特点,一是多用长调,动辄百余字;二是和宋人诸作,“其魄力之雄厚,气度之醇雅,措词之新清秀丽,甚至突过原作。”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顾太清研究主要在文献整理,关于文本的研究尚未全面辅开。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及谭正璧的《女性词话》,这是作者编写的一部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女性词话》1934年由上海中央书店出版,1982年由台北庄严出版社作为“古典新刊”第五十六种重印,更名为《中国女词人的故事》、全书介绍了自宋至清女词人59位,其中宋代13位、元代2位、明代1位、清代43位,其中清代著名女词人如徐灿、关锳、纪映淮、顾贞立、沈善宝、吴藻、赵我佩、熊琏等皆包罗在内,可以说是一部文笔流畅、文风明快、结构自由的通代女性词史话。该书在平实、简捷、明净的叙述中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学术见解,三言二语即揭示了作者的性情气质和其作品的风格。《女性词话》的学术价值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20世纪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词的专著,在这之前也有过不同形式的女性文学史,但从来没有哪部学术著作把女性词作为独立部分来介绍,尽管它对女性词的梳理也不是很全面,像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就未纳入其论述范围,但它作为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女性词的著作,开创之功却是不可抹杀的。第二,它注意结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爱情婚姻、社会经历分析其创作风格,做到知人论世,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绝不是纯粹的感性分析之作。可以这样说,它把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知识传授的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三 
   
  从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地区女性词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倒是港台地区的女性词研究较之三、四十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有琦君的“芭蕉叶上听秋声——吴藻”(《青溪》3卷6期)、闻汝贤“贺双卿其人其词”(《实践家政学报》第一期)、黄兆显“苦命女词人贺双卿”(《中国古典文艺论坛》,香港兰芳草堂,1970年版)、少翁“女词人吴藻饮誉文坛”(《浙江月刊)8卷3期)、褚问娟“略论满籍女词人”(《浙江月刊》10卷5期)等,但这些论文多有罗列生平、作品和评论资料而缺乏学理分析的弊端,即使有些论文也有作品的感性分析但又很少进行理性的提升。直到80年代以后才可以说是女性词研究的全面发展期,但真正取得丰硕成果的也只是最近10年间的事情,这就是关于女性词的宏观研究的论文和分析著名词人徐灿、顾贞立、贺双卿、吴藻、顾春的研究论文也逐渐多了起来,词史研究也把女性词研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如严迪昌《清词史》专门辟有“清代妇女词史略”,邓红梅《女性词史》更以2/3的篇幅论述清代的女性词,这些皆标志着最近10年的女性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女性词史的研究有了好的开端并初结果实。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用较多篇幅论述清代女性词的词史,因为词史体例的限制,作者只论述了徐灿、顾贞立、熊琏、吴藻、贺双卿、顾春、秋瑾7位女词人,但却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各家的创作特色和清晰地勾勒了清代女性词发展的基本脉络。邓红梅的《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惟一一部女性词通史,但全书却有近2/3的篇幅论述清代女性词,她以花事的开放和凋谢比喻清代的女性词,将清代女性词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论述了约35位女词人的创作特征,全面地揭示了清代女性词发展变化之轨迹。作者重点分析了徐灿、顾贞立、熊琏、庄盘珠、吴藻、顾春、秋瑾7位作家,对她们的分析往往结合其时代、家庭、身世、学养合力考量,对作品意蕴的分析则从其抒情方式、体制、措辞等方面综合考察,作者的分析往往先是宏观提起,然后进行微观的分析,最后把自己的感性分析升华为理性的认知,达到宏观与微观、感性与理性、时代与个人的有机结合,因此,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作家的创作特征和作品的审美意蕴。如果将其中论述清代的部分独立出来的话,那么完全可称之为一部线索分明、分析细腻的清代女性词史。 
   
  (二)女性词的宏观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很大的改观。 
   
  在20世纪的前80年时间里,关于女性词宏观研究的论文几成空白,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王细芝“论清代闺阁词人及其创作”(《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一期)、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一期)和纪玲妹“论清代常州派妇女词的题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六期)、“论清代常州派女词人的家族特征及其原因”(《河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三期等,对清代女性词创作特征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如张宏生的论文通过比较女性词的发展,从题材、风格、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归纳出清代女性词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清代以前的女性词基本上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而清代的女性词反映生活的层面大大拓展。二是清代之前的女性词大多不出闺闱之事,风格也相对比较单一。到了清代,词人的创作意识更加鲜明,所以,在风格上也开始多样起来,有豪放之作,也有清雅之音。三是清代富有才华的女词人,不仅敢于向妇女词的典范——李清照挑战,而且还敢于向整个文学传统挑战,积极地表现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这样的几点分析无疑是对清代女性词的正确归纳和总结,而纪玲妹的系列论文则以清代常州派妇女词为考察对象,揭示清代女性词在题材上的独创性和在构成上家族性两大特征亦颇有新意。如“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题材”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常州派妇女词对前代妇女词的重大突破;“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一文分析了常州词派独有的女性词人群体,她们与常州词派男性作家互有唱和,深受张惠言、周济等人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理论的影响,这些闺秀词人之间有许多又是姐妹词人、母女词人、夫妻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等,具有很显的家族性特征,这一分析显然为清代女性词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女性词的微观研究在文献整理、生平研究、作品分析三个方面皆有新的创获。 
   
  在文献整理方面出版有杜芳琴编《贺双卿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张钧编《顾太清诗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金启孮、乌拉熙春合编《天游阁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O01年版)及张璋编《顾太清奕绘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生平作品研究方面主要有金启孮的《顾太清与海淀》(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张钧的《顾太清全传》(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张菊玲的《旷代才女顾太清》(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等研究著作,以及金启孮“满族女词人顾太清和《东海渔歌》”(《满族文学研究》1982年第一期)、赵伯陶的“‘留得四时春,岂在花多少’:太清及其词略论”(《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四期)、张钧的“清代杰出的词媛顾春和她的《子春集》”(《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三期)、董淑瑞的“顾太清及其词作的审美特色”(《满族文学》1989年第九期)、黄世中的“‘清代第一女词人’:满族西林顾春漫论”(《文学评论丛刊》第三十一辑)、柯愈春的“读顾太清手稿兼及顾太清与龚自珍的恋情”(《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五期)、张璋的“‘八旗有才女,西林一枝花’:记清代满族女文学家顾太清”(《文学遗产》1997年第三期)、卢兴基的“‘尘梦半生吹短发,清歌一曲送残阳’:清代女词人顾太清和她的词”(《阴山学刊》第十四卷第一期)、张菊玲的“‘为人间留取真眉目’:论晚清满族女作家西林春”(《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文学学会,1998年)等研究论文。关于贺双卿的研究则有杜芳琴的《痛菊奈何霜:双卿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和她的系列论文“贺双卿和《雪压轩集》”、“史震林、《西青散记》与双卿”、“农妇的声音:十八世纪江南农村妇女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其它研究论文则有李金坤的”贺双卿考辨”(《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二期)、“田妇薄命,词苑奇葩:贺双卿其人其词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五期)、姚玉光的“女诗人贺双卿作品的独特价值”(《学海》1995年第二期)、“旧中国劳动妇女的自塑:论贺双卿词展示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品格”(《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卢心竹的“贺双卿其人其词漫谈”(《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论文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走出了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陈旧模式,进入结合时代思潮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分析女性词审美意义的新境界。 
   
  四 
   
  最近20年来,港台及海外的女性词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主要研究论文有万子霖的“清代闺秀四家词述”(《铭传学报》23、24期)、陈美的“伤逝工愁的女词人——徐湘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卷8、9期)、周婉窈的“绡山传奇——贺双卿研究之检讨与展望”(《新史学》7卷4期,1996年12月)、钟正道的“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吴藻《花帘词》中女性作为‘他者’之愁评析”(《中国文化月刊》,2001年10月)和钟慧玲《清代女作家专题: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乐学书局,2001年版)所收的系列论文“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吴藻与清代文人的交游”、“吴藻与清代女作家的交游”、“吴藻与清代女作家交游续探”等,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地体现出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传统的闺秀词研究思路,以万子霖为代表;一种是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女性词研究思路,以王力坚(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等学者为代表。 
   
  万子霖先后任教于淡江、中原、北医诸校,至80年代始任教于铭传女子学校,因教学对象多为女性,故比较关注清代的闺秀词,在“清代闺秀四家词述”一文中,开篇称赞清代闺秀词创作之盛,然后评述了清代4位著名女词人吴藻、贺双卿、顾春、秋瑾的创作,所论颇能抉发各家隐微,惜其正文多引前人资料,论者自己之论述太少。戚宜君和陈美也是惜守传统治学路数的两位学者,他们分别对徐灿、吴藻两位女词人的创作进行了一番研讨。陈美的论文从两个方面论述徐灿词的创作特征,一是从徐灿的身世看其词风的变化,二是根据徐灿闺思、乡魂旅思、故国感旧三类题材,概括《拙政园诗余》的审美风格是:“大抵用语清新要眇,遣情含蓄婉转,得北宋婉约派风格,而尤其神似于朱淑真的《断肠词》与李清照的《漱玉词》。除了清新婉约的风格以外,他的感怀故园与忆叹旧游诸作,间也有‘跌宕沉雄’近豪放派者。”(“伤逝工愁的女词人——徐湘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卷8、9期)戚宜君的论文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为吴藻争词坛的地位,认为她的词在数量和内容上比李清照要精彩。二是结合吴藻的家庭、身世、性情分析其词风的变化,作者认为吴藻在未出嫁前,生长在父母的呵护之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于归以后,在丈夫的优容下,为所欲为,了无挂碍,锦衣玉食,得其所哉。这种观点,与大陆学者是迥乎不同的,反而认为吴藻因为有了优裕的物质环境,为她精神上自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她能毫无顾忌地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交往,特别是她在丈夫去世后,生活品质与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词中感慨自己处境的凄怆悲凉。所以,作者说:“如果说她是因为得不到爱情的慰籍,转而向艺术领域来填补心灵上的空虚的话,对她的黄姓丈夫来说,实在是有欠公平的。”(“吴藻为清代词坛放一异彩”,《中华文艺》26卷第二期) 
   
  王力坚、钟正道是另一种治学路径的两位代表,王力坚是近年来致力于清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加坡籍学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清代女性文学“闺词雄音”的特别现象。所谓“闺词雄音”是指女性词中所表现的男性化风格,作者认为它与一般男性豪放词不一样的是,清代女性词的“闺词雄音”往往融注着性别遗恨的感情抒发。但是,这并非表明女性的觉醒,它只不过是才女不满自身的女性社会定位,以“僭越”的方式争取男性身份为标志的“名士声誉”,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生理性别的“错位转移”(男性化)。这一错位,使清代女性词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两难(paradox)境地——在实现目的(男性化)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其女性文学的特质。这显然是对清代女性词的深层次思考,是站在性别立场审视女性词的,而不只是对女性词的题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发表意见。(“清代‘闺词雄音’的二难困境”,《中华词学》第三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钟正道也是从性别对立的角度考察吴藻“花帘词”的“愁”,作者认为吴藻之“愁”不能归因于内在,而应该归因于外在的“愁境”。但吴藻却能以女权的大纛去打破男性捏造的女性神话,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瘦弱不支的病者、百无聊赖的失眠者、心事无人问的孤独者”的综合体,以致认同男性,抛弃女性身体的捆绑,成为一个“在幻想中弃守女性身体”的“男性”。“从今日的角度看,吴藻《花帘词》固然谈不上具有什么样的女性意识,但却真实呈现了一名女性在压抑情境中愁懑的心理状态,它不但可看出是传统女性作为‘他者’所遗存的幽暗之本,也是企图以文学想像逾越‘正常’女人樊篱的一次发音。”(“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吴藻《花帘词》中女性作为‘他者’之愁评析”,《中国文化月刊》第二百五十九期)钟慧玲则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探索了吴藻的内心世界,指出吴藻在《乔影》中大胆地表露了自己对性别的牢骚怨愤,她借谢絮才的形象表现一种对性别的抗拒意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男性化的自我。在《香南雪北词》中,吴藻的心绪已“由早年的愤懑转而为闲澹悠远,现实中人生的挫折感也倾向于宗教的追寻,这里所展现的自我是饱经忧患后,解脱了情感上的不平,而更趋于淡泊宁静,不与世俗争,甚至不与命争的了悟与宽怀。”通过考察吴藻作品中自我形象的变化,作者得出这样的认识:“吴藻的作品不仅呈现了她个人的命运,也呈现了传统父权下,备受压抑、摆布而又无能抗争的女性共同的命运。”(“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东海学报》37卷1期) 
   
  最近,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嫣梨博士,推出她的新作《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部探讨清代妇女思想演变过程的历史学著作,但因为所讨论的对象是清代女词人,所采用的论证材料大都是她们的诗词作品,实际上是想通过清代女性作家作品的考察来达到把握其思想变化轨迹的终极目的。作者将徐灿、吴藻、顾太清、吕碧城4位女词人置诸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中考察,试图揭示她们在社会观念、婚姻观念、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教育机会、国家观念、宗教观念等等方面的转变,眼界开阔,认识深刻,可以说是对清代女性词的文化学或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力作。 
   
  总之,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清代女性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徐灿、吴藻、贺双卿、顾太清等著名词人的研究上有了重大的收获,但在文献整理、词史描述和宏观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还有许多在创作上颇有特色的女性词人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些很重要的女性创作群体也未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这些将是21世纪清代女性词研究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陈水云(1964-)男,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诗词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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