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第一军规”是这么来的!

2016-10-30 23:07

原标题:我军“第一军规”竟是这么来的!

1937年10月12日,长征胜利刚刚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因逼婚不成而杀人的红军功臣黄克功死刑,行刑在延河边。

拥有严明的纪律,一直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判决,就是我军从严治军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失之于松。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党全面从严治党治军,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改革强军的新征程上,我军面临的考验涉及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确保强军梦的实现,更需要我们每一名军人坚决做到军令如山、军纪如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执行了铁的纪律,才使我军成为了铁的军队,成为了胜利之师。让历史的回音,激起我们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铮铮誓言。

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始末

“第一军规”: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彭彬、何孔德、高虹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我军革命斗争的历程不断发展完善。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心意图也不易完全实现,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明确要求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余部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10月7日,部队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随后进至遂川县境内,准备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发。

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姓。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揩去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老百姓对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里骂他们是“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顺口溜。所以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取信于民。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插画《一切缴获要归公》

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几天后,在荆竹山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经常深入连队,耐心地给战士们做教育。很快,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然而时隔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部队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秤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当地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为了解释这6条,毛泽东还特意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正是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渐渐摆脱掉残留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连环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参加湘南暴动。

3月12日,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出发,于14日攻占湖南省酃县,随即进至中村整训。这时,部队中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影响很不好。月底,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开国少将龙开富在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左右,负责挑书籍和文件。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站在田埂上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书写在永定县坎市裕源店商铺墙上的宣传语,成为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文字记载。

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官兵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与只知欺压百姓的旧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他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地里,请收下。”

不久,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6月10日,红四军由闽西旧县北上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

官兵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红四军之所以选择新泉作为休整的落脚点,除了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粮食也比较充裕外,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陆通衢的独特地理优势。此外,集镇中连南河畔还有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参加过新泉休整的开国上将萧克曾回忆:“新泉的温泉使战士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泡在温泉里嘻嘻哈哈无所不谈,洗去了长期征战的疲劳。”

一天,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到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的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毛泽东眉头紧锁,对朱德说:“我看井冈山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应该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

朱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陈毅联想到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便补充道:“再加上一条‘大便找厕所’。”

第二天,红四军政治部向全军官兵重申纪律,并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曾到过永定县坎市。一天晚上,朱德和红四军司令部住进了坎市镇上一个名叫裕源店的商铺。只见店铺里那些并不白净平整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宣传语。其中一条,特别引人注目:

“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据考证,这幅标语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字记载。它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裕源店的墙壁上近70年,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永不磨灭的革命岁月,直到这座百年老店在199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轰然倒塌。所幸还有这幅标语的照片留存下来,成为历史见证。

毛泽东当时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言通俗,是些既简单又好懂的短句,主要是考虑到红军官兵中文盲太多的缘故。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取消“大便找厕所”,增加“不搜俘虏腰包”,后又改为“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从此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一般的“第一军规”,成为这支军队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奥秘

为何同时被3名美国记者写进作品:

铁律·铁军·铁的战斗力

——从长征军令中探寻红军因纪律严明而兴的历史闻思

在人民军队的军歌中,有一首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名记者不约而同地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这首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3位美国记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报道过长征,用自己的笔和镜头向全世界介绍了那次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征途。

一首军歌与一场远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揭示了二者的联系,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

走近红军,这些外国记者发现了红军走向胜利的奥秘——铁的纪律。

今天,翻阅红军长征时期的一份份命令、计划、指示,从红军将士执律令如铁的动人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到“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三者之间永恒的奥秘。

 

不知道要去哪里,却始终“跟着走”——

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是一份关于“何处去”的政治训令。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政治训令,对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变换落脚点的选择。湘江之战后,面对敌人的穷追和围堵,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强渡乌江,直逼遵义。

鲜为人知的是,长征期间,由于敌情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变换落脚点的选择一共达7次之多。

有人曾问几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长征初期你们知道上哪里去吗?”这些老红军的回答如出一辙:“不知道,我只是跟着走。”邓小平对长征也只说了简单的3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就是跟着党走,跟着命令走。尽管连续的行军和作战让人疲惫不堪,前面还有无数未知的危险,但在一条条军令面前,红军将士都能做到党指挥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刑起于兵,师出以律。这种自觉性,是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磨砺出来的政治自觉。

1928年4月,湖南桂东沙田村,毛泽东在这里谆谆教导红军战士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红军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他掰着指头逐条逐项地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此开创了我军纪律建设的先河。

许多人对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不变的第一条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种融入血脉的令行禁止,让红军在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围剿追杀时,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转危为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红军的密切协同与国民党军的貌合神离——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

 

这是一份以“配合”为主题的战斗命令。
 

1936年8月26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决定签署9、10两月“配合二四方面军作战”的命令,明确了各兵团的任务部署。

翻开红军的作战命令,“配合”二字堪称高频词。有时是团与团的配合,有时是军团与军团的配合,有时甚至是方面军之间的配合。双方虽然山水相隔,但却能在统一的命令下默契协同。

为了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阻击追兵,先是要求坚持三天三夜,后来改成六天六夜,最后是九天九夜。

反观围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却各怀鬼胎。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一再督促桂军围堵红军,“小诸葛”白崇禧却暗中定下“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

有令不行,却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国民党军的“痼疾”在解放战争中同样“发作”。孟良崮一战,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被围,友军近在咫尺却不愿倾力相救,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催促也未能改变战局。陈毅、粟裕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在国民党军的重围中“虎口拔牙”。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战场上的默契,来自纪律。铁的纪律,可以把一支军队凝聚成铁的队伍。

现代战争打的是联合作战,各军兵种间的协调配合要求更高更细。一台精密仪器,只有各个零部件严格按照流程和规则运转,整体才能稳定运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只有依法遵令运转,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力。

危急关头败而不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红军“神”就“神”在纪律上

这是一份未能完成的作战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下达《野战军渡江作战计划》。

遗憾的是,红军进占赤水受挫,在土城又与尾追的川军陷入苦战,北渡长江的计划落空。

土城之战有多危急?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顶到了一线指挥,川军甚至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前沿……

苦战受挫,红军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撤出战斗的决定,命令部队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全力撤退,渡过赤水河。

 

今天,站在浊浪翻滚的赤水河畔,我们很难想象,那支疲惫不堪的“败军”是怎样完成了渡河。而这扣人心弦的场景,拉开了更为惊心动魄、堪称光彩神奇的“四渡赤水”的大幕。

检验一支军队的纪律性,不仅在得胜之时,也在兵败之际。败而不乱,这正是红军在一次次艰险考验面前靠“一切行动听指挥”锻造出的坚韧品格。

这种品格,让红军一次次创造奇迹。同一条赤水河,红军来来回回渡了四次,绕得追兵晕头转向。面对一次次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敌人,红军只要行动稍有迟缓,就有可能陷入绝境。可以说,每一次渡河,都伴随着一道道急如星火的军令。

更难的在大渡河。

黄开湘、杨成武曾为一份命令倒吸了一口凉气——

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这份命令意味着,红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奔袭一百二十公里的艰险山路。

千难万难,军令如山。杨成武说:“命令就是命令!”没有时间进行动员,红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在一处较窄的河道,他们能够看到对岸打着火把增援泸定桥的川军。两条长龙在河岸两边“赛跑”了几十公里后,对方宿营了,而红四团继续奔袭,终于按时到达并夺取了泸定桥。

据一些老红军回忆,老百姓就是在红军夺取泸定桥后,开始称红军为“天兵天将”。

红军“神”在哪里?一是理想,二是纪律。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然军法如刀。一声令下,虽千万人吾往矣。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在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在一座座雪山和险关面前,会不会还有一个个奇迹诞生。

新时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我们还要面对许多“大渡河”“腊子口”。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性,在困难面前就有可能冲不过去。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习主席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军队法治建设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

夺取新长征的胜利,纪律二字不能丢。

有一种整编叫降职,有一种命令叫留下——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
 

这是80多年前的一次编制体制调整。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加之部队编制不适应长途转战的弊端明显暴露,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于1934年12月13日发布命令,将第1、第2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长征中,红军不断减员,部队不断整编缩编,高级将领不断转岗甚至降级。黄甦长征出发时是红八军团政委,过湘江后红八军团撤销,他降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最后在直罗镇战斗中牺牲。

长征中,还有一种命令叫做留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几天,中央要求陈毅留下指挥苏区军事行动。陈毅率领的部队不足三万人,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而蒋介石部署的兵力超过二十万人。

即使留下来九死一生,陈毅仍然坚决地执行了命令。

在敌人的围剿下,这支部队只能分散在深山老林打游击。从1935年3月起到抗战爆发,由于失去了电台,加之国民党的封锁,陈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1936年夏天,斯诺曾向毛泽东询问过留在苏区部队的消息,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

也就是在那段艰难岁月,陈毅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刚毅的诗句。

接近云贵交界的时候,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接到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罗明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和妻子几次被捕,受尽折磨,尽管侥幸逃脱,却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躲避抓捕,这对夫妻从贵阳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返回广东老家投身抗日。

当年,红军中又何止一个陈毅、一个罗明?正是因为有无数在军令面前舍我服从的人,红军才能够一路突破险阻。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不能有的行动听从、有的行动不听从,也不能对自己有利的命令就听从、自己不理解的命令就不听从。

如果红军将士在命令面前“打小算盘”,红军或许早已难免第二个“石达开”的命运。

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推进,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涉及权力的分配、利益的调整、体系的重塑,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推进起来不容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来保证。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改革面前对每名军人的最基本要求。在军令面前,没有特殊人,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改革大局,决不能越过纪律自行其是。唯如此,我们才能不负使命、不负先辈,真正走好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长征路。

毛泽东从严拔“莠草”

 

边区报纸关于肖玉璧被判处死刑的报道。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

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告诫全党警惕骄傲腐败,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因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就有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终蜕变为罪犯被枪决。

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的肖玉璧,贫苦出身,从小就给地主放马,受尽剥削压迫。1933年,他在家乡参加革命,成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士。

在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肖玉璧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多次负伤,很快就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因伤势过重离开了心爱的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1939年,肖玉璧被调回延安,在边区贸易局任主管贸易的副局长。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负伤,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肖玉璧病倒了,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

一天,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见到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肖玉璧,就关切地问医生:他患的是什么病?能治愈吗?医生指着肖玉璧肚子上的伤疤回答: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是由于几处贯穿伤没处理好,造成消化功能弱化,再加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身体过度虚弱。非常好治,只要吃一个月好饭就行了。

当了解到肖玉璧的英雄事迹,看到他身上疙疙瘩瘩的数十处伤疤后,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立即命令工作人员把中央配发给他的取奶证送来,由院方负责取奶供肖玉璧饮用。要知道,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就连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每天也只有半斤牛奶的特殊照顾。而小女儿李讷刚刚出生,正急需补充营养,但毛泽东还是毅然把牛奶全部送给了素不相识的肖玉璧,并一再嘱咐医护人员要照顾好这位战斗英雄。

很快,肖玉璧康复出院了。组织上为照顾他,决定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却暴跳如雷,认为组织安排不公。“我是有过战功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与过去相当的职务级别,现在却让我当乡镇税务所所长!你们不答应,那我就直接去找毛主席!”

肖玉璧找到毛泽东,一味地摆自己的战功,说到激动处,竟扯开衣服露出满身的伤疤。毛泽东十分生气,严厉地批评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肖玉璧只好悻悻而去。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政府也对八路军断绝粮饷,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同时在他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就在边区军民为打破封锁、克服困难而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时,肖玉璧出事了。原来,他“满腹委屈”地上任后,总是以功臣自居,动不动就发脾气、训斥人。在金钱诱惑面前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

肖玉璧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经审查认为,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极大。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肖玉璧不服判决,“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我对革命是有功的!”并要求面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林伯渠念及是老红军、战斗英雄,便同意了。

当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肖玉璧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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