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 ——作为精神

2016-10-01 13:38

  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

  ——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后期国际主义

  赵京华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2016年4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 周年暨逝世 80 周年(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修订而成,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说起鲁迅,你想到的是什么?是“闰土”、“祥林嫂”、“阿Q”还是“孔乙己”?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还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啊,在我们的教育中,在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借着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聊聊鲁迅和“鲁迅”周边。

  日本学者长堀祐造近来出版《鲁迅与托洛茨基》(日本平凡社2011年版)一书,引起东亚读书界的关注。作者以20年实证研究的功力重返历史现场,试图证明鲁迅至少在1925~1932年期间对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论有密切的关注和认同。后来他不再引用托洛茨基的文字,恐怕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所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涉及鲁迅后期的文学观乃至对社会革命的态度。长堀祐造以世界史的视野和反思革命的强韧信念挑战这个难题,并提出有必要深入开掘“鲁迅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今的价值这一重大议题。这促使我开始思考鲁迅后期的国际主义问题。

  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这是否指1920年代以来以共产国际为主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者托洛茨基以世界革命(不断革命论)为宗旨而否定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国际主义?长堀祐造在他的著作中文版序言(台湾人间出版社2014版)中提出此议题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我理解,他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就19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而言的。那么,这与我们学界基本认可的鲁迅之世界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或者说,从早期确立起“立人”思想和“世界人”的立场,到1928年“向左转”而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来,鲁迅思想中是否存在着从世界主义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转变,或者两种“主义”交互共存的现象?这些基本问题,我们以往并没有深究。

  实际上在中国,鲁迅的国际主义一般是在讲其爱国主义或民族精神时并列提到,但没有深入探讨。例如,胡愈之在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上代表主席团所宣读的《哀辞》中,就有这样的表述:“鲁迅先生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世界劳苦大众之友,青年的导师,中国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鲁迅先生一生所企图的,是人类社会自由解放,与世界和平,所教导我们的,是为和平自由而艰苦斗争。”胡风则在发言中直接称鲁迅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这种表述直到1981年胡耀邦在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依然如此:“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十分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用很大精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艺。他关心和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三十年代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他是一个英勇而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然而,比之前面上千字的谈论鲁迅爱国主义的部分,这里仅以百余字来阐述其“国际主义”,如此而已。就是说,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更根本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种强调鲁迅爱国主义之“民族魂”的一面,而对“国际主义”精神不予深究的情况,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而新时期以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但最近30余年来中国的鲁迅研究界又出现了另一种态势,即在认同鲁迅为民族精神代表的同时,更强调其世界主义的一面。毫无疑问,这与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乃至全球化时代到来等一系列世界史剧变息息相关。1920年代以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并推动了“红色三十年代”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如今已被人们所遗忘,而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物。我们最近更多讨论的是鲁迅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主要是指近代以来的西欧世界和东亚区域,我们所看重的鲁迅之世界主义,也基本上意味着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以启蒙和普遍人性为基本的世界主义。直白地说,那是与后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性质不同的、以资本向世界扩张之帝国主义时代为背景的所谓自由民主的世界主义。在我们的视野里,1930年代盛行一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当我读到长堀祐造“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提法时,甚至有陌生之感。

  在20世纪中国,鲁迅是一个特异的不断反抗现存状况的孤独个体,同时又是始终关注世界潮流,并在其中思考个人和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与其说鲁迅在早期确立起世界主义立场,到了1928年“向左转”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之一翼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盟主后而有了变化,我认为,那也不是完全抛弃前者而投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毋宁说他是以独自的理路在传统的世界主义之上更倾向于新的国际主义。鲁迅没有直接加入共产党或者共产国际组织,他以自己的方式透过文学和思想理论接触到苏俄革命后的新思潮,包括在东西方迅速传播开来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而逐渐形成了其国际主义的思想倾向。因此,我们不能用一般国际主义的政治定义去衡量他。鲁迅后期的国际主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

  第一个方面,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在坚持早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立场同时,于文学中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压迫与被压迫社会结构关系,并在后期上升到阶级关系的认识高度。例如,后来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中回顾了当时对俄国文学的观感:“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到了1930年代,鲁迅更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结构关系中,看到了阶级关系的存在。

  1934年,在回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之问“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时,鲁迅明确表示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肯定:“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从始终期待“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答世界社信》1936年)而不曾放弃解放全人类的理念这一角度观之,可以说,后期鲁迅的确具有了“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倾向。

  

  文学家鲁迅在具备了国际主义精神和视野之后,更从先前的旨在民族文学的创生进而开始追求“无祖国的文学”和“用文艺来沟通”世界的人心。1933年在为曹靖华译高尔基《一月九日》所作小引中,鲁迅肯定高尔基是代表“底层”的无产阶级作家,并慨叹中国因教育落后而一时难以产生这样“伟大的作者”,但他同时强调:“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我理解,这“无祖国的文学”也正是1930年代鲁迅所追求的新的文学理想,与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1936年)中所表明的“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的想法形成互为表里彼此呼应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以实现平等自由和普遍公正的社会。这是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确立起新的国际主义视野的体现。

  鲁迅还不遗余力地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文学新近的作家和作品,如协助山上正义、尾崎秀实等编辑校订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书》在日本出版,参与伊罗生的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脚鞋》的工作。这也是他“无祖国的文学”和“用文艺来沟通”之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之一。在1930年代,鲁迅认同罗曼·罗兰、巴比塞、德莱赛、辛克莱等国际反法西斯进步作家的立场,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专制政治势力的迫害人权与言论自由表示抗争,同时不惮于激烈批评在本国实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专制政府,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主义之体现。而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害之后,鲁迅迅速写就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则通篇贯穿着阶级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连带精神。

  第二个方面,鲁迅积极参与实际的社会斗争和政治团体的活动。与此前不同,鲁迅在1930年代以后直接参与到社会政治运动中,成为广泛地发挥文化政治影响力的人士。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声望不断升高,成为国内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关注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获得了反帝反专制的社会改造之新目标,从而更积极地付诸实践。例如在国际上,1931年在美国纽约召开工人文化联合大会,据戈宝权讲,鲁迅和苏联的高尔基,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法国的巴比塞,德国的雷恩,美国的德莱赛、辛克莱等人,都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而在国内,鲁迅后期主要参与了三个大的社会组织,即中国自由大同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的运动。这些组织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号召组织的外围团体,或者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授意而成立的同盟,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和国际主义倾向。我相信,鲁迅是在了解这些组织的政治背景下参与其运动的,是在自觉实践反抗法西斯和专制政治的国际主义路线。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组织核心的执行委员之一的鲁迅的活动经历,包括他与同盟负责人宋庆龄以及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的关系,我们以前也曾有过研究和高度评价。而朱正先生最近在《鲁迅的人际关系》(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中,通过参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新近公开的文献,为我们重新勾稽了宋庆龄及几位美国记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由此给鲁迅与当时的国际主义运动之关联提供了新的认识线索。朱正先生还提到1933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这也是在共产国际布置下,由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筹备举行的。鲁迅没有直接参会,但自愿捐款以示支持,而且秘密会见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法国作家伐扬·古久烈和英国工党的马莱。

  不过,朱正先生在他的著作出版后又表示了这样的看法:鲁迅晚年参加的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左联尽管是左翼组织,但也是作家联盟,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参加作家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为了营救外国间谍牛兰,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这绝对不是鲁迅的光荣。这就让我费解了。我们如果今天不是从对苏联革命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出发,而是从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运动的视角来看,鲁迅参与民权保障同盟正是他努力实践其思想理念的行为,也是其国际主义精神的反映。尽管与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鲁迅在后期的确如长堀祐造所言,坚持的是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不排除19世纪以来形成于欧洲的“进步”之世界主义。或者说,在一生坚持民族立场和世界视野的鲁迅身上,后期更包含了以共产国际为中心所形成的国际主义内涵,这体现了历史中的鲁迅其思想意识的丰富性。

  

  我们今天重提鲁迅后期的国际主义,并不是要掩盖他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之伟大民族魂的一面。也就是说,讨论鲁迅后期的国际主义势必还要处理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我的基本认识是,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视野观之,可以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反抗资本之跨国运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深深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一战之后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还是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共产国际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们的出现从根本上都是针对19世纪资本从其民族基础上独立出来并向全球扩张的时代,从而形成的对抗运动。正如资本的扩张是全球性的,每个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也必然是全球连带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人们在他身上覆盖了“民族魂”的旗帜,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这在当时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亡在即的现实形势下,实属自然而然。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鲁迅的民族精神是建立于世界主义乃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后期鲁迅激烈批评国民党专制政府,置身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之一翼的中国左翼文学阵营指导地位上,坚持用文艺与世界人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沟通。这些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所具有的品格。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出现民族自决的潮流,而发生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必然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连接在一起,不如此就无法突破帝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压迫。社会斗争的情形是这样,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性人物也是如此,他们必定同时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我甚至想到,鲁迅临终前依然感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也是生活”……》),就在于他青年时代便培养起世界主义立场,晚年则进一步有了明晰、具体、充实的全新内涵。他所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应该是指涉全世界和一切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

  而环顾当今世界,全球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世界大同的图景,从美国到欧洲,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反而遇到全面的危机。与此同时,世界财富的两极分化,区域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各种国族复兴的浪潮彼此起伏,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安而人心越发难以沟通。历史上,在敌对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们可以依托某种超越性的“共同精神”,比如国际主义等,构筑起反抗法西斯和专制统治的跨国跨民族界线的国际联合现象,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反而不再容易见到。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虽然它在历史上未能最终阻止资本的全球扩张与帝国主义战争,其本身在体制和组织上亦有种种问题,但它试图联合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以实现民族解放并最终达成世界革命,包括扶贫济困、同情弱小,以反抗斗争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和普遍公正的高迈理想,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是可以帮助我们破解今日之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并获得追寻“新国际主义”愿景的灵感。这是我在此重新检视鲁迅后期国际主义问题的主要目的。

本文转自载"乌有之乡" 作者:赵京华。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本站网对其文字、图片与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其权利属性均不作任何保证和承诺,请读者和相关方自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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