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评说历史人物应超越功利——从凯末尔

2016-10-30 22:07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近现代史、帝国兴衰史、中东史。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学界有不同形式的研讨和纪念活动。这个夏季,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土耳其的政治制度问题也引发热议。凯末尔开创的制度,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九十多年来土耳其的发展,都成为讨论的话题。有人提到孙中山和凯末尔的异同,尚未见深入的探讨,为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研究近代土耳其历史的王三义教授作了解答。
   
   一、直观地看,或者简单一点说,孙中山和凯末尔这两个人物,可比性在哪儿呢?
   
   王三义:简单地说,孙中山与凯末尔的可比性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两人都是“共和国缔造者”,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中华民国之父”),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人之父”。土耳其文“阿塔图尔克”(Atatürk),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的,成为凯末尔的姓氏,其含义就是“土耳其人之父”。
   
   第二,都为铲除“帝制”或推翻旧秩序做出了贡献。
   
   第三,都有思想和治国纲领,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凯末尔有“凯末尔主义”(六个原则)。
   
   第四,两人为操劳宏大事业而损害了健康,孙中山活了59岁(1866-1925),凯末尔活了57岁(1881-1938)。
   
   第五,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有人格魅力,对两人的崇敬都产生了道德力量。
   
   第六,为什么凯末尔成功了?孙中山未能成功?这是主要的关注点。
   
   二、孙中山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早已熟知,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首举反清、反封建的旗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革命的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他创建了中华民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对于凯末尔的贡献,或者他的成功之处,大概只有世界史专业的人才知道得详细一些,你能否做一个介绍?
   
   王三义:如果仅仅是取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凯末尔充其量就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关键是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西亚北非地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使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民主制的样板,也是从帝制到共和制成功转型的特例。
   
   土耳其现代史中,对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一般概括为这样八个方面:
   
   1、成功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国家独立;
   
   2、创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
   
   3、废除了素丹制度,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为民主制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系;
   
   5、发展了民族经济;
   
   6、教育改革,文字改革, 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
   
   7、通过社会习俗改革,破除了迷信,提倡了科学;采用姓氏,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同校,给妇女以选举权,实现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
   
   8、维护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国家主权。
   
   我自己的表述是: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从“制度变革”入手,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会。
   
   三、你认为凯末尔的最成功之处在政治制度的改革?
   
   王三义:是的。根本上是政治改革的成功。没有这一条,其他改革都无从谈起。
   
   我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结论是,这个帝国的症结在制度上。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完成了改朝换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多重任务,最关键的在政治层面。
   
   首先,凯末尔实现了一个“取代”,两个“分离”。
   
   一个“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制取代了素丹制”。
   
   两个“分离”,一是指迅速实现“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实现世俗化,教科书里都有,不需多说。但还有另一个“分离”,这就是逐步实现“军政分离”。“政教分离”在谈论凯末尔改革的书中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没错,但“军政分离”的意义被低估了。
   
   当时,战争在先,治国理政在后。从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战争,一连串的战事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因此,刚建国时,政治精英大都是军人。比如,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部长、省长、大使,有不少是由军事将领担任,整个国家由军人操纵。
   
   如何摆脱军人操控政治,凯末尔和他的同僚们费了心思。凯末尔和伊诺努以身作则,脱下军装,从事专职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务。并从1924年起,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军权限在军营,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
   
   也就是说,这两个分离都很重要,没有这两个分离,政权能否稳定都难说,何谈后来的其他改革。
   
   四、你刚才提到“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这如何理解呢?
   
   王三义:我这样说,是涉及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和推行改革的细节问题。因为,我们常见的土耳其史书籍中,把凯末尔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忽略了,或者对他的“成功”的描述简单化了。
   
   第一,土耳其共和国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于是产生一个惯性判断:“没有凯末尔就没有现代土耳其”!这样一来,凯末尔的卓越领导才能被神话,似乎他有撒豆成兵的本领,而且振臂一呼、应者景从。事实不是那样。
   
   奥斯曼帝国突然瓦解,国土和首都被协约国占领,土耳其人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所有土耳其人面前的问题:维持素丹体制下的君主立宪?被美国“托管”(委任统治)?还是有新的道路选择?当时产生许多争议。在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时,凯末尔一派的观点并未完全占上风。即使到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后,土耳其的社会思潮充满矛盾,伊斯兰教与西方现代性的争论,保守派与激进西化派的冲突一直存在。保守派批评凯末尔背离传统、依附西方,而激进西化派批评凯末尔的改革不彻底。
   
   第二,凯末尔领导独立战争和建国大业,既讲策略,也讲妥协,一路上“如履薄冰”,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一蹴而就。
   
   1919-1922年是独立战争决定性阶段,要号召土耳其人参加这场反侵略的战争,靠凯末尔对未来前景的空洞描绘是不行的。真是的情况是:在废除素丹制之前,对奥斯曼王朝的忠诚是愿意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各派的共识,伊斯兰认同是不可动摇的。依靠广大军民对素丹和帝国的忠诚,还有穆斯林对哈里发的忠诚。
   
   赶走协约国军队后,就要“收复伊斯坦布尔”,凯末尔等人的说法是:“解救哈里发和素丹”,即:把素丹从敌人和身边的愚蠢官僚手中解救出来。因为,丧权辱国的错误都推到了大维齐和内阁身上。所以,收复伊斯坦布尔带有“清君侧”的味道。
   
   在整个过程中,还重申对“素丹—哈里发”的忠诚,哪怕仅仅是策略。其实,建立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军事胜利后才公开提出来的。关键是,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各派观点和主张不统一,凯末尔和伊诺努等人尽量劝说和协调,在妥协基础上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已。
   
   第三,废除素丹制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们自作聪明,给凯末尔提供了机会。在1922年安卡拉政府取得军事胜利后,协约国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故意同时邀请“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府”。这就迫使凯末尔等人做出果断决定,在说服工作基础上取得多数一致意见,迅速废除素丹制,取缔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按当时的形势,面临着谁“摘取胜利果”的严峻问题。
   
   至于建立共和国、进行改革,并非凯末尔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在改革过程中,除了“废除哈里发”是排除万难,毫不妥协的,其他的改革都是针对实际情况,见机而行;有些改革多次搁置,往后拖延。
   
   五、你刚才所说的“细节”,也正表明了凯末尔非凡的领导才能:运筹帷幄,从大局着眼,善于把握形势,当机立断,不是吗?
   
王三义:凯末尔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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